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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争锋》连载十

 

连载十

由于庄子思维中存在的“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和“有人,天也;有天,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庄子·山木》)的结构性矛盾,庄子虽然发起了思维转型,但庄子并没有完成这个思维转型。由于“为人欲名实”问题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了死胡同,和庄子把“明天”看做思维第一性问题转型的失败,荀子以对“学也者,固学止之也。”的强调为基础,取消了先秦思维中前置于“道”的思维第一性问题的存在。

荀子把“学”理解为“固学止之也。”,并把“圣”、“王”理解为学的“止”处,“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荀子·解蔽》)荀子在提出了“学也者,固学止之也。”的论断后,对庄子“必先明天”的认识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必然导致理论思维上的困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强调“天人相分”、“天人不相与”,“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同上),提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荀子在以对“学也者,固学止之也。”的强调为基础阻止了庄子发起的“必先明天”的思维转型之后,也以对“止”的强调为基础否定了把形名问题看做理论思维第一性问题的“诸圣人所先,为人欲名实”,反对对形名问题的深究,认为:“名辞”的根本作用是“志义之使”,足以沟通彼此的“志义”,就应该不去深究了,“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 (《荀子·正名》)把当时理论思维试图解决“为人欲名实”问题的思维努力归结为不知于其止处而止,“不识步道者,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意亦有所止之与!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 (《荀子·修身》)

荀子否定了当时理论思维第一性问题存在的必要之后,在荀子看来,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通过权衡之后做出的,只要人们进行权衡的标准正确了,就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荀子认为 “明天”不是这样的权衡标准,“为人欲名实”也不是这样的权衡标准;只有“道”才是这样的权衡标准,取消了先秦思维前置于对“道”认识的理论思维第一性问题,直接强调“知道”的重要性。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 (《荀子·正名》)

荀子在把“道”看做是进行权衡的正确标准后,认为:真正的知者论道而已,何必去纠结“先明天”或者先“为人欲名实”的问题呢?

 “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者皆衰矣。” (《荀子·正名》)

荀子对当时理论思维前置于对道的考察的、第一性问题的取消,最终导致了先秦思维整体性的撕裂;荀子之后,韩非强调法、术、势的有机统一,从“止于圣王”的方面深化了荀子的思想,提出了“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 (《韩非子·饰邪》)的“亲民”;《大学》的作者则把荀子理解的道与善的统一和“止”结合起来,提出了不同于荀子为学之道的“大学之道”,强调要“止于至善。”,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新民”思想。韩非和《大学》作者由于对止处的不同理解对先秦思维整体性的撕裂,在董仲舒完成了中国思维由庄子发起的从“人——命——天”向“天——命——人”的思维转型后,才得以在神学外衣下得以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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