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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争锋》连载十一

 

董仲舒并不否定先秦时期理论思维把“人”锁定为研究对象,认可把“人”看做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认识,“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春秋繁露·精华》),认为:天地运化的根本也是“举归之以奉人”,“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们取法于天最终还是要落到“法人之辨”这个基点的,“法天者,乃法人之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在锁定了“人”这个研究对象之后,由于“为人欲名实”问题所存在的理论瓶颈无法克服,董仲舒接续了庄子发起的思维转型,试图解决“明天”的问题。

董仲舒汲取了孟子把“兼”理解为人之身、把“心”理解为人之“大体”的思想认识,以“人副天数”的提出为基础,论证了“身犹天也”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的结论,否定了庄子“人之不能有天,性也”的认识,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化解了庄子发起思维转型时所遇到的结构性矛盾。

“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董仲舒以“人副天数”为基础化解了庄子思维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意味着庄子所发起的把“明天”作为理论思维第一性问题的思维转型没有了不可克服的理论障碍,“天——命——人”的基本思维框架得以最终建立,完成了庄子发起的思维转型。从董仲舒最终完成了中国思维转型之后,中国思维就在“天——命——人”的思维框架下展开。直到王夫之在重新解释周敦颐提出的“无极而太极”基础上提出 “依人而建极”,“人——命——天”的基本思维框架才得以重建,为中国传统思维彻底摆脱“天——命——人”思维框架桎梏的新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王夫之“无所而不用其极”对立极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同于先秦时期通过人之名、把人从兼中取出来以立极,“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祈活埋。”,为中国思维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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