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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争锋》连载十二

 

第二章 管子的思想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管子以有为则、以人为极、以人为本,将人锁定为理论思维的研究对象,完成了“人——命——天”思维框架的构建,为诸子围绕着人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争鸣奠定了理论基础。管子“不称动兵甲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管子·匡君·小匡》),也为开启后来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管仲像

 

《管子》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杂烩说、管子学派说、追述管仲言行说和遗著说。《管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虽然难有定论,但从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看,《管子》一书的整体思维水平是可以看做是对管子思想的真实反映,《管子》书所体现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做诸子思维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管子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深化

管子在提出了“以有为则”的基础上,把“人”看做是从整体世界中抽取某一局部世界的基点——极,强调“以人为极”;并通过揭示人的固有层次性,构建完成了“人——命——天”的思维框架后,把阴阳、五行理论统摄于对人的认识和分析。在管子之前,中国传统思维已经形成了基于阴爻、阳爻画卦而形成《易经》和箕子的五行说。但早期的阴阳理论和五行说并没有相互结合起来。西周末年伯阳甫阴、阳范畴的提出和太史伯对五行发展不平衡性的强调,为阴阳理论和五行说的融合进行了理论准备。

商末周初,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再次得到凸显。“《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传·系辞下》)在小邦周的兴起过程中和宗主国商的衰落过程中,据传周文王“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审人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乃作八卦。” (《易传·系辞下》),完成了《周易》。在文王之后,在武王“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序。” (《尚书·周书·洪范》)的夙夜不寐的忧思中, “五行”作为先民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被箕子讲述给了武王。

 

在文明的初期,氏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不明显,不同的氏族在相互作用中矛盾主、次要地位也不突出。体现在箕子的“五行”理论中,金、木、水、火、土作用也是并列的和平行的,并没有主、次之分。箕子理论思维上的不足,也随着历史发展中氏族发展不平衡的凸显而修正。西周末年社会矛盾再次尖锐,西周的太史伯在肯定箕子五行思想的基础上,看到金、木、水、火、土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平行和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

(郑桓公问史伯)曰:“周其弊乎?”对曰:“殆必弊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固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脾同,尽乃弃亦。先王以土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味,物一无闻,味一无果,物一无讲。王将弃是类,而与刦同,欲无弊,得乎?” (《国语·郑语》)

史伯看到了金、木、水、火、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是有主、次之分的,认为“土”在由“金”、“木”、“水”、“火”、“土”所组成的系统起主导作用;并进一步指出金木水火土整体存在是以金、木、水、火、土发展的不平衡为基础的,“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尽管肯定民木水火土发展的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种不平衡不能突破系统的整体平衡,“以他平他谓之和,固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脾同,尽乃弃亦……声一无味,物一无闻,味一无果,物一无讲。王将弃是类,而与刦同,欲无弊,得乎?”史伯对五行发展不平衡性的认识,使古人对五行模式的构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太史伯以五行发展不平衡的强调完善五行说的同时,西周时期的伯阳甫则在阴爻、阳爻画卦的基础上提炼出了“阴”、“阳”二气,并用阴、阳二气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和分析对象,强调统一体两个方面之间矛盾作用的相互协调对于统一体发展的重要性。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亦。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亦。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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