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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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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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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行论衡
营卫论与命运体的未来化生存

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哲学是这样一项事业: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化生存而采集、编写、刻录非当下逻辑域中的命运展开的文化基因。如果这种理解被认同,那么,中国哲学基础理论架构的当代展开就会有核心的突破。因为从本质上讲,这正是有别于其他哲学形态的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非当下逻辑域是一个诱惑力和挑战力极强的哲学话语展开领地,这不是可言说或不可言说的论辩主题所在,而是“未来化生存”这一迫切的逻辑任务倒逼着的理论设计诉求。这种逻辑任务虽然苛刻,但任何生命体都必须给出一张答卷,即它要内在地生成一个完成“穿透于当下非当下之际”之跨际任务的自身命运展开程序。当代人容易理解这种程序即为生物基因,但历史上的哲学家必须通过对非当下逻辑域的哲学话语展开,来逻辑地锁定哲学意义上的命运体基因:其逻辑规定性是“生之所以为生者”,称之曰“性”。“性”在非当下域逻辑展开自身的成果称之为“命”。命运体基因预置的逻辑程序(性)与非当下域强与它的逻辑宪止之间的匹配关系描述为“运”。而“预置程序”与“逻辑宪止”之间接与对待的过程展开就应该是“理”。而“万物之所以成”、“万理之所稽”的“道”则必是万物“非当下逻辑宪止”关系的总集。在“道”这一综合的逻辑宪止之下,“万智斟酌焉”、“万事兴废焉”,不谋而动则不得善终。

围绕非当下逻辑存在这一哲学基本话语,随结构性的逻辑展开来理解诸哲学核心范畴的“到场”,便于我们摆脱孤立化、碎片化的概念穿凿和概念演绎,在哲学基本使命的凝聚、引领下对诸范畴展开体系化的明辨。在宋明理学家特别是在张载和船山那里围绕“性命之学”的逻辑展开,让我们似已经看到这种基本问题意识的复归;而这种对哲学范畴的体系化理解也正是周秦道家所坚持的;继而以此视角重新审视原始巫文化对非当下世界的“占卜”情怀,在明知“前识”蠢不可为的清醒之中,将沟通“当下与非当下之际”的诉求寄托于神器灵物或生命“通神明”状态的开启,也算是对隐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强烈表达。

循哲学史的遂远镜头从巫文化开始一直考察开来,我们认同张光直提出的中国文明连续性(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断裂性。主要指政治文明)的基本主张,余敦康修正指出这种连续首先是文化的连续。我们进一步对之进行补充:这种文化的连续就体现于对未来非当下逻辑存在寻求准备基因的哲学意识的连续性。

明确了基本问题,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哲学这样一种本性:它不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强行描述非当下世界(存在论企图下的哲学路径必然诉诸本体论进而设定彼岸世界;这是西方哲学旨归),而是把“当下-非当下”关系理解为“两行共轭”的逻辑程序的对向演进:即两支相向演进的命运体基因程序“性与天道”互将对方当成符合自身逻辑格式的“意义流”;在各自程序的自我展开中实现相向的“跨际”对接,此过程恰似“程序-数据”指读过程,但指读过程的两行交互性。这种哲学描述的要点有三:其一,两行论要件:命运体的存在本质是其自身与非当下世界合作着完成的现实产物,性道双方是两行并建的共轭演进过程,即所谓“乾坤并建”;其二,营卫论要件:对向演进的程序以符合自身格式的方式互将对方作为“意义流”筛选认取。特别地当把“营”(有利无利)“卫”(有害无害)作为基本逻辑格式的时候,意义流也相应地呈现为“非营即卫”(详下)。其三,本然论要件:物我双方的存在论描述被否弃,代之以基因程序在意义辨识的自我展开中与非当下世界“意义交接”逻辑过程的哲学描述。在共生态或共同命运体的前置下,“乾坤并建”或“万物并育”的“综合生命意义交织体”组成特有的“本然世界”。离开命运体程序展开这一根本就无从言说本然世界,因此本然论拒斥彼岸世界或终极本质世界。

将“当下-非当下”的规定性扩大到哲学一般,则很容易理解“命运体-共命运体”的“当下-非当下”关系同样符合上述的“两行共轭”及其“两行并建”的原则,这就实现了时序的“两行”与“子-母系统”层累的“两行”的归一化。在巫卜、巫祝、巫史、巫医的统一和分工之中,就可以隐隐看到先哲对“往-来之际”(卜)、“天-人之际”(祝)、“人-群之际”(史)、“百器-身心之际”(医)逻辑关系同一的认识十分明确清晰,并在不同的关系结构间互相发明。在殷周之际理性对巫性的祛除思潮中,巫祝蜕变为“礼”、巫史蜕变为“政”、巫医蜕变为“医”,但“个体-群体”、“子系统-母系统”、“命运体-共命运体”间两行共轭的哲学旨归非但没有蜕化反而得到理论的加强,“当下-非当下”的逻辑主题更为显化。

主题明确后思辨的焦点也随之改变,即对“跨际程序之所以可能”的关注成为哲学上的直接索求。其中两种不同路径下的索求形成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以“德”承担起“跨际”的逻辑之责,这是殷周嬗递之际周人注入的重大理论变筹,开启人文侧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新篇。所谓“周孔之道”或儒家路线认为“德性”是逻辑应对非当下世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在理论上实现“天-德-礼”的综合融通,在实践上“制礼作乐”形成以德为前提的礼乐社会政治制度。另一种结果是医家把周身气血当成“百器-身心”之间的跨际穿透动力,并明确哲学命名为“营卫”。“营卫”可与“德”互参,但更直接地哲学刻画其本然功能:营养于内,捍卫于外。其哲学的规定性在于:营是生命存续的动力(利于生命的积极面),卫是生命拒死的保障(祛除伤害的消极面)。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基本逻辑格式:非当下世界不论其构成如何复杂、变化如何诡异,其于命运体的“意义”都可归结为“非营即卫”。这种回答在殷周之际是“德论”之外有广泛代表性的思想体系。如《左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积极面的营内,“戎”就是消极面的卫外;《管子》“作内政而寓军令”正是营内卫外交集一处的双向展开;而我们的研究指出:《周易》卦爻辞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符合营卫论原理。由此,我们又看到另一个逻辑版本的“天-营卫-理”的综合融通,这是在天道自然侧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种回答。

 

 

在中国哲学史上,由于儒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第一种“德论”回答广为人知,也是中国哲学的一面不褪色的旗帜。与此相比,更切近非当下化生存本然意义的第二种“营卫论”的回答却被边缘化数千年。当我们以重构哲学史的心态再检讨思想史流变之际,更应该恢复本然论、两行论的理论传统,把营卫论被忽略的一面钩沉出来并加以弘扬:因为“德”近“营卫”但不能充分必要地与之本质通约,正如“礼”近于“理”但不尽合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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