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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一种金融哲学观和金融政治观的凸显

                     

                      禹钟华、祁洞之

 

内容摘要:金融是具有内在逻辑规定性的制度化历史演进的产物。从逻辑的角度看,金融可本质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试图控制经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为经济垂直立法的一行逻辑结构,以及服务经济、谋求经济效率最大化并以人类共同体福祉为根本宪法的两行逻辑结构;从制度的角度看,前者是裂分人类共同体、一部分人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控制工具设计的逻辑展开,最终强化为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则旨在消除人类共同体的僭越者,是以服务人类共同体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的经济中枢神经协调体系,在制度上强化为社会主义特征。本文针对这两种典型的金融样态,结合中西方金融演化的历史,对金融本质和模式进行了综合性探索研究。

关键词:共命运体;金融本质;金融模式

 

导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弊端与危害

在与国际接轨的主题背景下,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往往把金融系统本身描述成为由纯粹客观性元素组成的普世化确然对象系统。由此假设性的纲领出发,金融研究基本上可以步入对象化的自然科学研究序列,通过在常识基础上构筑推演模型,就能够逼近对金融本质的认识而解决现实经济、金融问题。这种始自于西方的学术范式,不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片面性,还由于现当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仍隶属于后殖民时代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中心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而在理论上遮蔽一切与政治经济霸权相关的设计痕迹,同时刻意展现出客观、普世和确然的一面。简而言之,当西方把经济金融理论塑造成自然科学而抛洒向世界的同时,其自身使用的却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与世界金融体系的适应性融合视作中国金融改革的圭臬,那么这不仅是对中国金融自主性研究与实践的理论误导,更是对中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体系的本质性消解,进而,这也是对中国成功实践着的金融模式之独立完善的努力以及自主性国际拓展努力的理论否定和实践责难。误将西方主导的后殖民全球化与中国倡导的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理念在金融层面混为一谈,而完全忽略围绕人类未来共有的国际金融奔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一核心理念的政治博弈,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中存在的一个误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厘清应成为重大的理论关切焦点。着眼于此,本文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政治经济的角度、历史考察的角度进行的金融哲学基本问题的探索,澄清和还原金融在政治诉求及构建理念层面的本质属性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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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金融本质的两行逻辑分析

在这个本质上是经济活动自身的逻辑递进过程中,我们看到两条历史驱动的主线:其一是社会化或共同体化的主线,即个人的经济活动关联域的不断扩张,其进程类似于从单体电脑到局域网、互联网的关联域自我扩张。至今,如同互联网的全球化一样,人类的经济活动关联域也已经充分地全球化,人类正实质性成为经济命运共同体。其二是高级组织一经生成便按其自身组织衍化规律抽象地逻辑前行,从而在直观层面失去与具体经济活动的直接联系。前者是生产效率提高维度上对经济行为提出的要求,因此经济行为的共同体化是势不可挡的客观性历史洪流;而后者则是组织化结构中的上层建筑体系由“两行逻辑张力”所赋予的特性,在组织生成与组织衍化的维度上,它同样具有客观性。

是否认同社会化和共同体化是中西方认识观念的根本差距与区别。“命运共同体”的论断是包括儒道在内的所有中国哲学的第一逻辑命题。而在西方,一个小集团(例如如基督教徒群体)的共同体意识是要靠外在因素(例如上帝)有效支撑的。现实地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哲学起点,就在于社会主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而资本主义坚持资本控制集团具有僭越于人类共同体之上的法权。这一内容的政治部分为学者所共知,我们在历史考察的部分将集中于早期金融史史实,进行更深入的展开。

让我们重温马克思在《资本论》逻辑起点部分关于劳动和产品的私有化和社会化区分的内在逻辑。劳动\产品的第一属性是与个人建立隶属关系的,这种私人行为不妨称之为“点性”;而社会劳动\商品则是高级化为社会性的属性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言,它是通过社会交换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性本质上就是打破了“点性”自身的遮蔽,敞开自身于一个集域当中,不妨称之为“集性”。这里的“集”可以是一个小集群、村庄、聚落、乃至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某个域,事实上就是劳动\商品的可扩散域,其逻辑内涵是在该域当中,劳动\商品通过信息传输直接或间接被域内群体所关注,从而发生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关联。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人类的经济关联的“集性”是以所在地为圆心逐级扩大开来的,直至现今的真正全球化阶段“集性”才直指“地球村”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而社会性则是这一系列“集性”突破的逻辑概括,它把经济社会的真正关系以“点性-集性”关联对的形式真正凝结起来。

同样基于发生学的视角,我们知道这里的“集性”本身不是一个数学集合意义上的“域”意涵,它代表的则是高一级的真实组织。从中国的井田制到自古任何意义上的集约劳动(譬如埃及金字塔的修建),都说明人类经济行为的演进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化的演进。换言之,围绕经济的社会组织行为的发生演化历程是与人类劳动活动的历史同步进行的。这样,“点性-集性”的逻辑内涵就可以高级化为“个体-组织”关系。尤其考虑到组织的复杂分层和分级,这种逻辑内涵还可以高级化为“低级组织-高级组织”或“子系统-母系统”的关系模式。子母组织\系统间的逻辑关系,就是我们所要刻画的“两行关系”。我们所说的“两行逻辑论”[①]实则是基奠于中国哲学特别是生命哲学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命题便是“子母生命\组织关系”。如上所论,经济行为特别是其高级社会化行为则是标准的“两行逻辑关系”。在经济社会学意义上,“个体-组织”、“命运体-命运共同体”的协调关系呈现随机的多种样态,其处于“争斗”与“和谐”两个极端点之间关系谱系的哪一类谱点之上,则刻画出社会真正组织样态和制度样态的“谱特征”。

协调关系并不具有唯一性或最优性,但显然存在一个“和谐-争斗”的相变“阈限”。如果直接引用中国哲学的结论,那么超越于“和谐”和“争斗”的逻辑前提就是:真实的高级组织究竟是共命运体的抽象载体,还是异化于共命运体之外的割裂者。如前所论, 人类社会高级组织的发生和演化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人类的共同体属性要求并自我生成着高级组织;其二是该高级组织一经生成便按其自身组织衍化规律抽象地逻辑前行。此两者之间存在固有的基本矛盾,那就是高级组织自我逻辑前行的选择自由性与人类共同体共同命运的诉求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化解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统系中,不分派别一致性地要求高级组织(包括皇权的政治经济权力机构)遵从共同体的意志,拒斥上行的高级组织异化为共命运体的对立面。此项哲学传统的自觉继承也很大程度上保证着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种本源化的政治哲学传统与旨在校正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外来社会主义理论达成了一个完满的契合点。然而于西方社会,这个基本矛盾扭曲地发展成为资本集团所篡取的高级组织自我神圣化地孤立于人类共同体之外,千方百计地构造控制人类经济生活的组织结构和工具,服务于资本集团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将这种或可称之为“命运共同体的异化物”的高级经济\金融\社会控制体系美化成“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的社会意识形态。金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高级组织在逻辑上站在人类共命运体共同诉求之外并与之对峙的这一本质,应当在中国的金融研究界引起足够的理论关切。

 “子组织”与“高级组织”分别构成“下行”与“上行”,在自生成和自演化的前提下、在两行逻辑论视野下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性前提——上行的高级组织一定要在命运共同体(由下行组织构成)的诉求下展开自身,这个前提称之为“两行共轭”。中国哲学中常谓的“乾坤并建”、“天地合德”就是对两行共轭前提的理论概括。我们不妨将中西之间包括金融在内的高级人类组织的本质差别,称之为“共同体化”的和“共同体异化”的,或者称之为“两行的”与“一行的”。

金融在本质意义上是因应规模化、组织化的经济行为需求而实现的以作为抽象信息载体的货币层面为逻辑基底的再组织化、再集约化的系统安排。它是经济行为共同体化的必然逻辑结果。从发生学和逻辑递进的角度看,人类经济活动历经私人劳动(自给自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初级转化(商品交换)、社会劳动的集约化(在高一级组织安排下的社会分工)以及高级组织自我设计及其高级组织对经济格局的目的化逻辑安排(金融体系的独立展开及其金融对经济格局的控制能力实现)。随着金融演化递进,金融系统的信息系统本质日益凸显,衬托出其与生俱来的高级社会组织属性——上行属性,即其信息化、网络化、场域化特征使其必然具有全局影响力而成为整体机制的重要组成。因此,其功能首先体现在宏观层面的金融渠道体系的整体性服务以及基于此的宏观调控、配置功能,其次是对于微观主体的体现为支付和借贷的金融服务。

比较而言,金融本身并不是先决存在的客观事物,其为依附经济而产生的衍生体系,以经济为基础而生成的政治体系反过来在极大地制衡、制约着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决定着金融体系的塑造。因此,探究金融本质,还需回到政治经济或政治金融的工作域中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察金融演化过程中所所依托的背景、所遵循逻辑、所形成的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所达成的结果、所努力的方向。

 

二、对中西金融演化前提与背景的比较分析

中西金融发展基于地理物候、经济模式、基本制度、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两者截然不同的金融形态与模式。探究其中的差异以及引起差异的原因进而深入掌握金融规律需要我们首先对中西金融演化的背景与前提展开分析。

(一)西方金融的演化背景

孕育西方文化及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源于狩猎模式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是以狩猎或者游牧方式直接获取既有的财富、资源。如此就形成了狩猎模式固化的思维定式:世界的三元结构——狩猎者、狩猎工具与狩猎对象。西方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对这一过程的精细化和制度化。狩猎者范畴的确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资格认定过程,狩猎者范畴之外自然就是狩猎对象,成为被狩猎者控制、压迫的范畴。那么使这种划分实现且固化的一切手段都可以理解为狩猎工具,例如,暴力手段、宗教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等。

拥有足够的资源供其直接获取是狩猎模式、游牧模式存续的前提,但这一前提显然不能始终满足,因此,迁徙和劫掠成为其必然选项,商业交换与劫掠成为其根本特征和生存的底线保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其必然从事商业活动以换取生活必须品,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或者遇到弱者,劫掠则成为另一必然选项。商业活动成为其既定秩序下的生存行为,而战争则意味着秩序的打破与重建,因此形成了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商业与战争的交替与交融。

狩猎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掠食动物的生存方式,相对于有限的资源,“领地行为”必然是其另一种行为特征。领地的划定在人类社会视域中就是确权行为,这种行为的普遍化、极端化就导致其成为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私有制。因此,我们就可以从生存方式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从文明之初便建立了私有制的必然性,进而理解其于文明之初便在意识形态中建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②]。然而,私有制下的确权难道不同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难道不是仅仅强者才有权力、能力确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仅只是维护少数人财产权利[③]

神学宗教多发源于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样,作为西方世界文化核心与源头的犹太教及其衍生宗教也是如此。其本质特征在于绝对的彼岸设定与绝对的至上神的存在,以及彼岸对此岸的本质决定和绝对控制。在西方宗教视域下,此岸世界是由直接面对上帝及上帝代言人的众多松散个体组成的平面,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上帝面前平等之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孤立的、颗粒化的、碎片化的,进而是非整体化的和阶级化的,人类的整体意义体现在彼岸,此岸的整体机制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代上帝为人间立法者必然在西方语境下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世间绝对的控制者——牧羊人的角色,进而形成了此、彼岸之间绝对的、典型的垂直控制结构。当横跨人神两界的基督角色出现,则这种控制就更加世俗化、具体化,教会系统所形成的神权与君权、金权并立,现实地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之一。自此,我们看到西方的基础生产模式与其文化基因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筑了垂直控制体系,或者说是为“确权”而产生的社会割裂与阶级控制提供了宗教背书。

(二)中国金融的演化背景

与狩猎模式的直接获取财富过程不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农耕模式是创造财富的模式,并在农业所带来的经济积累基础上构筑文明。在守土耕耘、互助协作的过程中既有分工合作、扩大提高生产规模与效率的经济意义,又有结成整体、共同卫外的安全意义,形成了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共命运体理念。这种理念中整体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体利益的实现以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前提。

至少在中国核心文化理念中,理想的社会模式是凝结社会诸多成员为整体的大同社会,这是基于农耕合作所形成的共命运体体制。在以仁、义、道、德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理念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整体利益至上”的信条而与西方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相对立。整个中国历史是以“天下为公”、“天下公器”、“忠孝节义”这些基本信条为基本维度、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的实践过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先贤制定出了完整的制度体系——礼乐文明。

简而言之,礼乐文明是以“三礼”为核心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庞大制度体系,是基于中国文化核心理念、纯人为设计制定的理想制度体系,其基础是最高水准的道德要求,其目标是构建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秩序,在其基本哲学观的基础上其中包含着经世济民的经济效率考虑,甚至是具体的货币金融体系设计。

天人尚要合一,人类社会本身更是一个统一整体。强大的整体机制预设和预制成为中国社会历史演化的前提,而制度设计理念首先代表这最高道德,即人类(天下)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中甚至包含着生态的概念,置整体利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皇权以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面目出现,受到最高标准的道德约束,而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为井田制,土地公有、均田租种。如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具体的运行制度层面,都坚决地屏蔽了私有制元素,彻底根绝了西方式绝对私有制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可能。

 

三、中西金融演化轨迹及所形成的两种金融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被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中西金融演化呈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形成了两种本质不同的模式。

(一)中西金融的演化轨迹的大致勾勒

1.中国金融的演化轨迹与特征

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节点来总括地描述中国金融的演化轨迹,首先,作为文明之初的制度体系整体设计,《周礼》为我们呈现出一套完整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由于《周礼》设计的政体结构(以三省六部制主要内容)纵贯中国历史而无本质变化,那么其中的金融体系也呈超级稳定状态状态,其根本特征在于官方主导,这一基本特征同样不论朝代更迭一而贯之。其次,秦汉的制度建设中进一步完善的金融管理、服务系统,尤其是两汉的现实制度体系充分地体现了平准、均输、盐铁等带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原则,形成了纯官方体系的、包括宏观层面的货币发行与管理以及微观层面的货币借贷并辅以政策性金融的全覆盖的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体系一直延伸到县级[④],体系建设细密、完整。第三,中国不仅有完善的金属货币体系,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肇始于唐末、横贯两宋、鼎盛于元明的完整的纸币时代,这一无缝对接的、连贯的纸币时代是一个持续近千年完整单元,是纯粹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时代,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官方色彩的金融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古代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

总而言之,官方主导是中国金融演化的基本特征,金融体制始终成为国家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而给予私人金融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始自于基于文化理念的最初制度设计,一方面体现了金融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定位,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国的体制下始终存在着对个体僭越的警惕。

2.西方金融的演化轨迹与特征

西方金融从发生伊始就是个体性质、私人性质的,而且在私有制这样的大制度背景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我们也是从几个历史片段管窥西方金融演化历程与特点。第一,在希腊城邦时期,雅典的银行家帕西昂的单笔贷款金额达到五十塔兰同黄金[⑤](折合1.3顿黄金),可见私人金融规模甚巨;第二,在古罗马时期,银行家的服务对象中包括城市、行省、王国、国王,凯撒也曾借高利贷2500万塞斯退斯[⑥];第三,中世纪后期的12世纪到16世纪是西方金融发展的票据阶段,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欧洲全局性的)票据中心,例如,香槟集市、里昂、如阿姆斯特丹等;第四,17、18世纪西方金融发展进入银行券阶段,以英格兰银行为典型代表。这也标志着西方进入了金属本位制阶段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第五,尤其需要强调的西方金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金融集团对政府向的大量借债,这一特点贯穿西方历史,中世纪后期以后尤甚,君王不惜抵押税权、领地、王冠等进行借贷,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可以说是在金融家支持下完成的。

与中国的形态截然相反,西方金融始终是私人属性的,这是其根本特征。即便二战以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其表面形态如何,仍然深刻地体现着其与生俱来的这一基因特征。

(二)中西金融演化所形成的两种模式

1.中国式的金融合作、服务模式

合作的经济意义与作用毋庸详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更充分体现了合作精神,经济合作必然使价值运动呈良性循环态势,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金融在本质上就具有合作性,是就一个网络笼罩范围之内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合作的意义是两行的,同时有利于整体与个体。因此,基于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金融合作模式必然是上行主导的、以服务社会为宗旨。

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具有显著的两行特征的典型合作模式。其一是宏观层面的主导、管控、协调,从《周礼》的相关内容中我们了解到,对经济运行诸多方面的机构与管理是预设的、全覆盖的,由于对上行的、整体机制的侧重,才有类似平准、均输、盐铁、漕运等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机构。其二是微观层面上对于经济主体的自由度设定,既不彻底剥夺个体自由,也非任其发展,而是划定上限与底限之后谋求个体的最适合自由度划界。其中演化出来的抑商理念其本质对个体资本僭越可能的文化与制度约束。这些特点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整体微观兼顾的两行特质。个体层面是先决存在的,因此突出、侧重整体层面方能凸显两行结构,中国文化中注重整体的特质显然就是注重整体合作的特质,进而是合作特质的。如果说西方体制的核心是“天下私有”,那么中国则是“天下为公”,进而是“天下合作”。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金融模式大体属于类似于盐铁、漕运等范畴的、基于宏观调控与合作精神的社会服务体系,代表整体理性的政府对金融体系全面主导、高度管控,从宏微两个面努力满足社会的金融需求。于此同时,私人金融的活动空间有限,且被严密监控。

2.西方式的金融控制模式

西方的体制与文化已经为私人掌控财富、资本做好了铺垫,其结果必然是金权的出现——少数寡头掌控巨量金融资本而获得实质社会影响力。

当金融机制被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所控制、垄断,有别于上述中国模式,金融系统必然成为他们的谋利工具体系,金融的客观功能则服务于为少数人牟利主观目的,通过金融的扩张和渗透,进而形成金融垄断集团控制社会以至于奴役社会的社会格局。

如此,金融在微观层面则呈现高利贷式的工作模式,成为金融阶层对其他阶层的勒索机制。仅以金融角度考察,社会被分割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范畴,随着金融的渗透和扩张,整个社会都在以利息的方式向金融集团缴税。在宏观层面,金融阶层通过掌控经济运行中枢而僭越为社会主宰,使整个经济运行都服务于个人利益。无论西方的金融如何发展,在私有制下皆为私人金融,当私人金融僭越于社会经济之上而成为终极控制者,就如同子系统僭越于母系统之上的悖逆,在逻辑上会形成哥德尔悖论,在现实中会导致系统运行故障直至死机。

这种终极控制能力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成为现实,列宁已经断言二十世纪初的西方金融为“万能的垄断者”[⑦]。那么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西方金融作为“万能垄断者”已经经历了数次的版本升级。

(三)小结

从逻辑的角度看金融可本质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试图控制经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为经济垂直立法的一行逻辑结构,以及服务经济、谋求经济结构合理化并以人类共同体福祉为根本宪法的两行逻辑结构;从制度的角度看,前者是裂分人类共同体并将一部分人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控制工具设计的逻辑展开,最终强化为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则旨在消除人类共同体的僭越者,是以以服务人类共同体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经济中枢神经协调体系,在制度上强化为社会主义特征。而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的主体架构乃至文明演进的主流都紧紧地围绕着对人类共同体的僭越方式及其途径的展开,美洲殖民以来对全球控制的霸权体系谋求正是这种哲学理念的深入展开,而牢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中国哲学及其这种哲学信念践行过程的中国历史,从来都以铲除共同体的僭越图谋为经济甚至金融建设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强化了人民共同体的意识,金融更是在中国哲学传统的共同体理念基础上一跃成为纯粹的国民经济服务体系。而今,这种服务于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式金融正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宣言下正式迈向金融国际化的征途。它虽不谋求与西方金融霸权的直接对抗,但却旗帜鲜明地强化和播撒与西方霸权截然不同的金融哲学理念,同时也高度防范着僭越者通过霸权金融体系的格式化全覆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予取予夺的苦难历史的再度延续。

 

结语:弘扬中国式金融观正逢其时

显而易见,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西方金融模式的典型代表,而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则充分体现了中国金融观的基本理念。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弘扬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则全面地体现了共命运体视域下未来人类的合作模式与原则,其中难道不是充分蕴含着“天下为公”的中国式国际主义精神?我们需要明确阐明的是在以一带一路为现实背景的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进程,既不是与西方的金融体系接轨,也不是马歇尔计划式的同盟化金融体系扩张,更不是后殖民色彩浓厚的旨在控制所及地区优质资源和经济命脉的霸权争夺,而是把健康的基于人类共同福祉的金融服务模式渐次地惠及全球。由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一个尖锐的金融研究前提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回哺世界这面旗帜下的“金融国际化进程”与西方金融体系全球化图谋下欲“格式化”中国乃至全世界金融体系的“金融全球化进程”不是同一的对进进程,而是金融哲学理念争锋的博弈进程。  

历史上中国的金融实践突出地体现了服务精神和合作精神的结合。目前,“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⑧],则不仅要向世界提供金融服务、金融秩序,更要向世界提供金融哲学。基于共命运体前提的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观正值发扬光大之时,中国必将以自身的模式和文化为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繁荣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2. [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3.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4. 祁洞之,两行逻辑轮初稿,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

5. 习近平,见2017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金融安全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6.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

7. 禹钟华、祁洞之,金融元逻辑框架探究,http://www.dongfangtime.com/bjjtlhlh/36438.jhtml,2016年12月27日。

8. 禹钟华,金融简史——古代部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

禹钟华,博士,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箱:gary0324@126.com;祁洞之,博士,教授,辽宁大学哲学系,邮箱:qidongzhi@sina.com

 

 

 

 

 



[①] 有关“两行论”的详细内容参见《两行逻辑轮初稿》(作者:祁洞之,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见《汉莫拉比法典》相关内容。

[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你们现存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久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史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久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④] 禹钟华,金融简史——古代部分,25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⑤] [苏]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27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⑥]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1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⑦]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5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⑧] 见习近平于2017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金融安全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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