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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之数学原理(6)

第七章  历史率积与历史力积(二)

价值点是秩序点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价值点对秩序点具有选择作用。定义拥有选择权的价值点叫做有权价值点。“有权价值点”是一个理想概念,对应的近似经验表述是“能够影响政治走向的经济力量”。能够有效行使秩序内容的秩序点为有效秩序点。价值点选择秩序点的目的在于价值点的生产活动,需要秩序点提供生产秩序和安全保障,而这两点都源于秩序点的秩序力,历史力积用符号I来表示,综上可知:

 

历史力积第一定律:有权价值点选择有效秩序点,历史力积=秩序力×时间,即I=Ft。

 

这就是历史力积规律,对应的物理规律为冲量规律。

 

价值点改选新的有效秩序点的现象叫做价值点改选。价值点改选分为无偿改选和有偿改选两类,对应的经验词汇分别是“和平交接”和“暴力夺权”。无偿改选可以等效为有效秩序点秩序力的增加;有偿改选对价值点的有利条件是因秩序力的提高而增加了历史力积,不利条件是改选会造成价值率的损耗降低了历史率积,故可知历史力积第二定律:

 

无偿改选度=原历史力积+新历史力积=Δ秩序力×时间,即I=I1+I2。(矢量和)

有偿改选度=历史力积+历史率积,即I'=I+P。(矢量和)

 

定义自愿为某一价值点提供秩序力的秩序点为该价值点的代表秩序点,该价值点称为该秩序点的基础价值点。既是某一价值点的代表秩序点,又是有效秩序点的秩序点叫做有效代表秩序点。据此可知历史力积第三定律:价值点选择作用的实质,是谋求代表秩序点有效化,或者有效秩序点代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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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以后,在“几乎以土地为唯一财富”的中古西欧,“必须通过割让土地以蓄养封臣的习惯”和“采邑逐渐变成附庸的世袭财产”的总体趋势,与罗马自由农和日耳曼公社成员在“外敌入侵而内乱不止” 的情况下,依照“日耳曼人赠送首领礼物的部落传统”形成的“托庇于新贵族、豪强和亲兵” 的中世纪依附人口相结合,形成了广布西欧的庄园领主制经济。﹝v↑,得权﹞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新的有权价值点开始了“尝试在民族大迁徙中涌现出的诸多日耳曼民族中发掘新的强有力的政权” 的努力。

 

首先登台的西哥特秩序点,“因占领罗马城后纵兵大掠而在意大利无法站稳脚跟”。为阿非利加省所选择的汪达尔秩序点,因奉行“汪达尔主义”被淘汰出局。奥多亚克和东哥特王国一度被罗马有权价值点临时选择,但很快“被更具统治能力的查士丁尼的部队所替代” 。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劫掠,使环地中海价值点共选东、西罗马秩序点的宏大计划付诸东流。在这之后,与教宗通力合作的法兰克,战胜了因对教宗毫无尊敬之意而失却候选资格的伦巴德。然而即便是强大的查理帝国,最后也“因未能妥善弥补财产继承制度上的缺陷而解体”。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和“统一国家的长期缺失”,导致庄园价值点“渐次放弃了对统一大帝国的渴望”,转而“专注于恢复自己所在地区的日常秩序”。﹝I↓,I'↑﹞因而“到了8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分崩离析”,“众多的小诸侯甚至仅仅拥有几个村落的小领主都可以在一这期时割据称雄”。

 

7世纪前后,为了应对日益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的威胁,希拉克略王朝进行了“吉姆”制(军区制)改革。在政治上,以军区代替行省,由主管军事的将军进行统治,军政合一;在经济上,建立亦兵亦农的军屯制度,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并分配以世袭份地。军区制的实行,一方面加强了国家的整体军事实力,维持了拜占庭帝国对东欧-中近东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拥有财政大权的地方军事将领的尾大不掉﹝-P↓,I'↑﹞。11世纪以后,科穆宁王朝改行“普洛尼亚”制(监领地制),把土地有条件地分封给公职贵族,终身享用领地的租税﹝-P↓↓,I'↑↑﹞,拜占庭帝国的分裂状态因此进一步加深。

 

8世纪中叶以后,以新月沃地为中心,一个东起中亚、西至北非的庞大帝国,在阿拉伯人的手中建立。虽然“帝国各部分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水平、风俗习惯等诸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七任哈里发普遍励精图治,各地有权价值点统一共选有利可图,因而未见分裂。然自麦蒙之后,“民族征服不彻底种下的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祸根” ﹝-P↓,I'↑﹞,和“统治者哈里发在政治上的专制和生活上的奢侈” ﹝I↓,I'↑﹞,让价值点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分裂自选。

 

公元4世纪,超日王统治下的北印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安定富足,有权价值点的持续共选带来了笈多王朝近百年的和平与统一。﹝I↑,I'↓﹞然而随着白匈奴人的南下,笈多王朝的秩序力在内忧外患中大幅下降﹝I↓,I'↑﹞,北印度再次分裂。604年,戒日王打败了残存的哑哒人,偶然出现的强势政权使诸邦君主再度对统一产生了希望。﹝I↑,I'↓﹞然而647年戒日王死后,后继无人的统一政权迅速衰弱,分裂的优势再度显现。﹝I↓,I'↑﹞印度历史也因此进入到了以分裂割据为其主要特征的,长达近六百年的拉其普特时期。

 

西晋政权在八王之乱中“生灵版荡,社稷丘墟”,此后百余年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I↓,I'↑﹞与西欧相似的混乱局面,导致“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宗主都护,在十六国时期遍布北方各地。439年,军力强大而又“蠲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北魏政权赢得了北方豪强地主的共同支持。486年,为了彻底消除分裂隐患,冯太后推行均田制和三长制,中西历史走势自此分道扬镳。

 

在南方,宋末“征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无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遂被改选。齐自武帝以后“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无股肱之臣,野有秋怨之民”,再被改选。萧衍“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急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遂为侯景所代。然而后者“专以焚掠为事,斩刈人如草芥,以资戏笑”,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还不如萧衍,只得再次改选。不想陈后主“税江税市,征取百端”,“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南方有权价值点被迫选择了北方的隋秩序点。﹝I↓,I'↑﹞

 

然而隋唐帝国的出现并未能消弭南北价值点的分歧。由于隋唐秩序点系由北方价值点所选择,因此伴随着均田制的南下,隋-唐前期秩序点对北方价值点的利益更大。虽然江南价值点三次改选的努力(高智慧、杨广、杜伏威)归于失败,但其离心倾向仍旧存在。随着安史乱后“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类似东汉末年的秩序点“市场”再度开张。﹝-P↓,I'↑﹞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价值点独立改选的秩序点当推河朔型藩镇:

河朔藩镇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在政治上,藩帅不由中央派遣而由本镇拥立。……在财政上,赋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在军事上,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倚之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凭借。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秩序率日渐降低的唐秩序点的有效性,中央价值点部分地让渡选择权,利用两税法暂时维持了与地方尤其是江南有权价值点的共选状态。然而随着唐秩序率的进一步下降和黄巢秩序点的拒绝转变,南北方价值点最终分道扬镳,分别改选南方九国和五代北汉为各自的有效秩序点。

 

朝鲜半岛自进入中世纪起就处于分裂的三国时代,此后虽有新罗在唐的帮助下完成的统一,但价值点本身的分裂令朝鲜半岛很快又进入到后三国的分裂时期。976年,高丽王朝效法中国实行田柴科制度,将全国耕地和山林收归国有,然后部分按等级分给文武百官和士兵,只限本身,不准世袭;其余土地作为公田,由国家直接租佃给农民耕种并征收租税。田柴科的实行,限制了官僚贵族的土地兼并,有效地降低了价值点的独立倾向﹝v↓,失权﹞,此后的朝鲜再也没有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出现大的国家分裂。

 

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奴隶主赖以割据的部民制被废除﹝-P↓,I'↑﹞,加之效法中国均田制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的实施,有效地消除了分裂的隐患。﹝v↓,失权﹞强大统一的秩序点﹝I↑,I'↓﹞,为日本带来了和平的奈良时代。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峻,尤其是《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财法》的颁布,地方豪强贵族势力再度坐大强大。平安时代寄进型庄园的迅速发展﹝v↑,得权﹞,终为日本开启了长达676年的半分裂的幕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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