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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遂制度谈起--西周到战国的社会结构变迁

 

《周礼 天官》有言“惟王建国,辨证方位,体国经野,高官分职,以民为极。”这里将周天子直辖的王畿分为“国”与“野”两大区域,并将这种经营布置成称之为“体国经野”。

 

   

 

 “国”的本义是都城。城中是王官与官署。城之外为郭。孟子有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郭为外城,在先秦往往在王城的一侧,是王官贵族国人所居。“郊”则为国与野的分界。城郭之内称之为“国中”,城郭之外,相当的距离就是四郊。城郭之外,四郊之内分设六乡,这就是乡遂制度的乡。

 

 

 

而郊之外的广大区域被称为野。郊之外,野之内分设六遂,这就是乡遂制度的遂。对于野来说,以王城为中心,包括四郊六乡的都是国。国人、野人也由此得名。此外卿大夫的采邑被称为“都鄙”,细分起来有甸、稍、都、鄙等名目。从野的广义上来说包涵了六遂与都鄙。 

 

    

 

《尚书 费誓》有言“鲁人三郊三遂”,可见这种乡遂制度不仅在王畿施行,还施行于诸侯国。《周礼》虽然晚出,一些制度内容已非西周的本来面目,夹杂了许多理想化的成分。但论及乡遂制度基本保留了西周春秋时期的特点,以上所言乡遂概念皆有所本。

 

   

 

 乡人与遂人或说国人与野人,他们不仅是居住地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身份上的差别。在《周礼》中乡遂居民虽然都称“民”,但是六遂居民有特殊称呼“氓”或“甿”。

 

    

 

《周礼 遂人》有言“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婚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予任甿,以土均平政。”郑玄注云“变民言甿,异内外也。”在谈治野的方法里,提到了一连串的甿字,多涉及农业生产。甿又作氓、萌,本义为田民。

 

    

 

乡与遂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相同。《周礼 大司徒》有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酬;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而《周礼 遂人》载遂之制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从乡六级组织来看,国人是聚族而居,特别是“四闾为族,使之相葬”点明了他们还遗留氏族社会同族合葬的传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维系组织的纽带。而遂制则不然,从这六级组织来看,地域关系、邻里关系已经取代了血缘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差异?这是因为乡之民为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是统治阶层的基石,所以依然沿用传统习惯,以血缘维护团结。而遂之民是野人,他们是劳动者和被统治者。

 

    

 

据《周礼》所载,管理遂的各级管理都有监督野人耕作之责。如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遂师“巡其稼穑,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遂大夫“正岁,简稼器,修稼政”;县大夫“趋其稼事而赏罚之”;酂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野人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的承担者。所以《孟子 滕文公》有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接着谈一下当时的土地制度。孟子说“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为私田,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确实因将土地划分的方方正正如井字形而得名。

 

 

 

但是不必中间一块公田,四周都是私田,如此的整齐划一。至于有公田与私田之分当是事实。公田又称籍田,是公同耕作的土地,私田则是平均分给的份地。这是氏族村社土地制度的延续。

 

    

 

井田规划得如此整齐,则是统一灌溉和管理的需要。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大河沿岸,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流的灌溉。在最初氏族社会的时候,水利灌溉是由个部落自行管理的,随着王朝的建立,生产力的发展,水利灌溉工程由国家统一管理。

 

 

 

在西周无论王畿还是诸侯封国最初都是在有河流灌溉土壤肥沃的地区,如周王畿在渭水流域,晋在汾水流域,鲁在泗水流域,齐在济水流域等。

 

   

 

 各户所受份地,是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的,有按一定年龄的受还制度。《汉书 食货志》记载井田的还受制曰“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农民户一人已授田,其余众男为馀夫,亦以口授田如此”。

 

    

 

此外井田制不仅平均份地还有“换土易居”的措施。《公羊传  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     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何休的这个说法得到了银雀山汉简《田法》的证实。

 

 

 

《田法》称“三年一更赋田”即3年一更换所授予的土地。而何休的“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则是依据土壤的自然条件划为三等,上田年年垦耕,中田施行轮耕,下田是垦耕一年休耕二年。

 

 

 

《吕氏春秋 乐成》有言“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周礼 遂人》则记“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

 

 

 

因田有上下,为了平均民众的生产而补充莱田(休耕田),百亩份地差的,莱田补充的就多。原始氏族村社的定期交换平均分配份地,是为了劳逸平均,所得的生产品更加公平。

 

 

 

而当村社隶属国君贵族之后,他们施行井田制,依然定期交换平均分配土地,则是为了均摊力役。

 

    

 

虽然乡遂都施行井田制,按丁口分配土地,但是国人与野人身份地位的不同,因而所承担的义务也是不同的。《孟子 滕文公》有言“请野九一而助,国中十一使自赋”。

 

 

 

野人是主要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以力役维持王朝的运转和贵族奢华的生活。这种力役地租称之为“助”或“籍”。《周礼 司稼》有言“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即司稼出巡遂野,据年景好坏征收私田的贡赋。

 

 

 

此外野人还有提供贵族祭祀的牺牲,提供在野的物产,包括鸟兽、玉石、草木等,同时还要为贵族修建、维修宫室。秋收之后野人还要在官员的组织下兴修水利,疏通沟渠。可以说野人的负担是非常繁重的!而国人则不然,他们主要提供的是军赋、兵役和力役。

 

    

 

《周礼  小司徒》有言“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这种军队组织编制完全是和国人的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

 

 

 

据规定乡之居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五家为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了“五人为伍”,以此类推“五比为闾”就成了“五伍为两”,“四闾为族”就成了“四两为卒”,“五族为党”就成了“五卒为旅”,“五党为州”就成了“五旅为师”,“五州为乡”就成了“五师为军”。

 

 

 

这样乡之居民可以编成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不仅用于战争,还用于田役、狩猎,还用于捕盗。国人是军队的基础,也是政权统治的有力支持者。

 

 

 

野人则不然,他们没有经常性的军队编制,也没有被编入正式的军队,他们被征发参加“师田行役”,只是跟随军队服劳役而已。

 

   

 

 国人是贵族政权的支柱,当有国家有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就被召集起来进行保卫工作。《周礼  大司徒》有言“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令者不行于天下”,这里的万民则“专指六乡之正卒”。

 

 

 

国家有重大事故时,不仅需要召集他们进行保卫,同时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周礼  乡大夫》有言“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至于朝”。《周礼 小司寇》则言“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国家遇到危亡,国都是否迁移,国君继立问题,这是古代政权机构最重要的大事。可见国人有参政的权力,而野人是没有的。

 

    

 

 此外国人有受教育的权力,《周礼 大司徒》有言“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徳: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国人的主要教育课程,特别是礼与射犹为重要,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野人则没有此权力。

 

    

 

此外国人被选拔做官的权益。《周礼 乡大夫》有言“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与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这是说乡中三年一次大比,由乡中官吏选出贤能并上书国君,国君再用射箭考核并通过群众评议,就可以任职。这里侧重于射艺是因为乡本来战士聚集区,他们的各级官吏出战就是各级将领。

 

 

 

而野人虽然也三年大比,如《周礼 遂大夫》载“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但不能向国人那样郑重其事,推荐给国王担任要职。

 

    

 

《礼记 曲礼》有言“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亦不治,此士之辱也”。可见国人就是先秦经典提到的士。

 

   

 

 国人往往在国事上起着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史记  周本纪》记载“(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周厉王以卫巫弥谤,三年后,国人暴动,流放厉王于彘。

 

 

 

如《左传 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伐卫,因卫懿公爱鹤,使鹤乘轩,“国人受甲者”都说“使鹤,鹤有禄位,余焉能战”,结果卫师败绩。

 

 

 

再如《左传 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俘虏后,派郤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说“吾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国人“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

 

 

 

还如《左传  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大尹专权,假托君命而成其私,“国人恶之”。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养子启为君。

 

 

 

大司马皇非我欲驱逐大尹,因此询问国人“大尹惑蛊其君,以凌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国人说“与之”,结果大尹只能奉启奔楚。

 

    

 

 以上则说明西周春秋各国都保留乡遂制度。乡遂制就是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构。野人是被统治者,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国人则是统治社会的基石。西周到春秋的社会结构主要有贵族、国人、野人、奴隶构成的。

 

  

 

  贵族同样聚族而居,把同一血缘的贵族连接在一起,分为大宗小宗,并建立嫡长子继承制,推行分封制,天子以下,分成诸侯、卿大夫等级,分封统治地区,给予世袭官职,从而建立各级政权。

 

 

 

周天子是天下同姓贵族的大宗,又是最高政权的领袖。诸侯为天子所分封,在本国为大宗,相比同姓的天子他们则是小宗,他们或由天子赐氏或以国为氏。

 

 

 

卿大夫是诸侯所分封,他们在本家是大宗,相比于同姓诸侯则是小宗,他们以世袭官制、辈行、父祖的字为氏。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各支宗族同财共居,实际上由嫡长子所继承制产生的宗子即族长掌握着本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祭祀上的权利。贵族是王朝里政治和军队的骨干。

 

    

 

奴隶主要来自于战争和掠夺,有单个被称为“鬲”的奴隶,也有婚配成家被称为“臣”、“隶臣妾”的奴隶,甚至有整个部族被沦为奴隶的。这些奴隶被贵族所占有,主要用于农业、手工业和山泽开发。

 

   

 

 综上论述可以得出西周春秋非是奴隶制的结论,因为奴隶并非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  哀公元年》载:“吴人入楚,使召陈怀公”,陈怀公询问国人,结果是“陈人随田,无田随党”。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国人失去了土地。

 

 

 

实际上春秋初期,井田制已经开始瓦解,中原各诸侯国“民不肯尽力于公田”。《诗经  齐风  甫田》描述了齐国公田上“维莠骄骄”,“维莠桀桀”,而《国语 周语》里周定王派单襄父去宋国,路过陈国,看到“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

 

    

 

井田制的瓦解一方面表现为公田不治,集体共耕的生产不断没落;另一方面是井田以外开垦的土地不断增多。这些私田不同于井田制的份地完全归个人私有。

 

 

 

春秋战国铁器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和效果,这种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私田出现的重要保障。《吕氏春秋 审分篇》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力也”。“公作”必然被“私作”所代替。

 

  

 

  公元前645年,晋惠公为秦俘虏,晋国为了挽回局势而“作爰田”。关于爰田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废止井田制“三年一换土易居”,定期平均更换耕地的方法,令其自行交换耕田,即《汉书 食货志》“三年更耕之,自爰其处”,实质就是耕者长期占有耕地;

 

 

 

另一种解释是爰即易,“易其疆畔”即开拓原有疆畔阡陌,确认原有耕地和新开垦的土地的私有权。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都是承认土地的私有。

 

    

 

土地私有化首先从国人开始。《左传 襄公十年》载:郑国执政子驷“为田洫”,即整顿郊区井田的水利系统,结果使得司氏、侯氏、子师氏、堵氏“皆丧田”。

 

 

 

尉氏与子驷有矛盾,于是与四族联合杀死了子驷。由此可见当时郑国国人已经把井田制的份地当成了自己的私有,当执政者整理河道,使得他们的耕地受损,他们竟然因此作乱。到了春秋末年各国国人大多成为拥有耕地的小农。

 

 

 

上面提到的陈人“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实质是土地兼并已然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国人本身出现有了分化,但大多数都转变成了有耕地的小农。继而这种私有化蔓延到了野人。

 

     

 

井田制的没落,使得各诸侯国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为了维护统治和政府的运转,国君贵族不得不作出改革。《春秋》记载鲁宣公15年“初税亩”,即按照土地收取一定的税收。

 

 

 

春秋三传皆以此为非礼,《左传》“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公羊》“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谷梁》也说“古者什一,籍而不税,初税亩,非礼也”。

 

 

 

用按亩收税的方法取代籍法,以实物税收代替力役地租,废除了公田与庶人在公田上的集体劳作,初税亩看似只是税务改革,其实质是深刻的社会变迁,标志着自耕小农经济的确立。

 

  

 

  到了春秋后期,中原各国都已采用按亩征税的的制度,如《左传 哀公二年》“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如《韩非子 外储说右下》“赵简主出,税吏请轻重”。

 

 

 

《墨子 辞过篇》有言“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可知当时租税已经是常征了,有一定的税率,并不沉重。

 

 

 

而百姓的负担主要来自统治者的厚敛与徭役。当中秦国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据《史记 六国年表》秦简公七年即公元前408年才实行“初税禾”,此时已距鲁国初税亩180多年。

 

    

 

随着征收地税办法的推行,征收军赋的办法也开始改变。郑国子产在“作封洫”之后,又“作丘赋”。鲁国在“初税亩”以后的第五年也“作丘甲”。丘甲和丘赋性质是相同的。丘是地区单位。

 

 

 

军赋原来是在井田的范围内,按照井田的数目来征收。而丘甲丘赋就是改成按地区范围来收,这样就对私田所有者开始征收军赋,其目的是增加国家的军赋收入。

 

 

 

《孙子兵法 作战篇》有言“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竭,百姓竭则急于丘役”。这是说百姓穷困就难于完成军赋。说明春秋晚期按地征收军赋的方法已经被普遍采用。

 

    

 

春秋时代,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组成的军队。不但诸侯国君这样,卿大夫也是这样。当时各国在对外战争中,往往以贵族为军队骨干,而征发国人作为车战主力。

 

 

 

随着数个诸侯国的崛起,兼并战争越来越剧烈,战争时间越来越长,规模越来越大,原来的战争模式逐渐被淘汰。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国人与野人都转化为自耕农,这种普遍存在的自耕农就成为各国军队的主力。

 

 

 

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和推广,从而实行按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到了战国各国除了实行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外,还建立起常备兵制度。《吕氏春秋 简选篇》记载:吴王阖闾曾选力士五百人和跑的快的三千人为前阵。

 

 

 

《墨子 兼爱下》也提到越王勾践教练勇士三年。到了战国各国已有一套关于常备兵考选待遇等的制度。

 

 

 

《荀子 议兵篇》言齐、魏之兵,提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 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同征发来的士兵作战。如《战国策 燕策一》记载:齐宣王伐燕,除了用常备军五都之兵外,还征发了靠近燕国的北地之众。

 

    

 

春秋到战国变革是如此的激烈,一些卿大夫在变革中逐渐取得了国家的政权,如鲁国之三桓,晋国之六卿,齐国之田氏。他们都积极发展小农经济,招揽人才,争取群众,从而夺取政权。

 

    

 

春秋晚期晋国六卿范氏、魏氏、韩氏、赵氏、知氏、中行氏瓜分了晋国。晋平公时,范宣子执政,平定了曲沃的叛乱。后来韩宣子执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

 

 

 

接着魏献子执政,分祁氏之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地位三县,进一步推行县制。后来赵简子“赋晋国一鼓铁,以铸造刑鼎”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公布出来,这是政治上的重大改革。

 

 

 

与此同时六卿顺应时代潮流改革经济制度,各自废除了“步百为亩”的井田制,代之扩大的田亩制和地税制。根据汉简《孙子兵法 吴问篇》范氏、中行氏采一百六十步为亩;知氏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同时五卿都“伍税之”即采用按五分抽一的税制,独赵氏初期不收税。所以赵氏得到民心,能在知氏率韩、魏攻晋阳坚持岁余。事实上最终分晋的也是改革比较彻底的韩赵魏三家。同样改革度量衡收揽人心的田氏最终取代了姜氏。

 

    

 

到了战国,西周春秋的社会结构已然瓦解,自耕小农普遍存在成为当时各国的立国基础。自耕小农的生产成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小农每年所缴纳的赋税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小农成为国家公共建设、战争的主力。

 

 

 

战国初期各国实行变法,都是维护当时普遍的存在的小农的经济,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为了奖励和帮助小农发展生产,从而富国强兵,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不断的胜利。如魏文侯用李悝实行变法一“尽地力之教”发展生产;实行平籴法,防止谷贱伤农。

 

 

 

平籴法是后来历代王朝均输法、常平仓的开端。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扩大亩制,奖励耕战等也是为了富国强兵。

 

    

 

自耕小农是编入户籍的良民,有依法接受国家分给耕地的权利,除了缴纳赋税、定期服役及战时服兵役外,生活完全是自主的,他们的财产和功勋收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为了维护统治,加强国家稳定,各国都开始了探索新的政体的可能。最终俸禄制取代了卿大夫的采邑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符玺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君牢牢掌握军权;监察制度确保了地方与中央的一致;年终考绩的的“上计”制度确立;官僚集团取代了血缘贵族。战国末期,中央集权制已经在各国出现。

 

    

 

激荡500年之后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嬗变。最终秦国一统六国,完善并将中央集权制推广到了全国,多民族大一统的王朝建立,辉煌灿烂的秦汉时代来了。

 

 

 

注:西周的军队还没有军的称呼,而称师。各师由师氏统帅。见于金文的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军队称军,大概始于春秋。《周官》晚出,他的乡遂制度完全体现了西周春秋乡遂制度特点,但是并非字字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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