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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之数学原理(15)

第十六章  社会价值

分配力是人类改造社会的能力,是人类对社会的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分配力决定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产品的分配、社会生产的管理、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机制的运行等等。卡尔·马克思“阶级和阶级剥削被彻底消灭,国家完全消亡”、“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彻底消灭了三大差别和旧的社会分工”、“全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主义国家,所描绘的都是分配力高度发达时的社会图景。

 

较之古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条件虽已大为改善,人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益。19世纪以来,因痛感人性异化而极力否定科学理性,批判技术文明的学者层出不穷。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奥特伽·迦赛特、萨特诸人和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流派便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甚至早在前工业时代,老子便提出过“绝圣弃知”的思想,卢梭亦认为“不平等起源于人类知识的进步”。然而此类观点,莫不是登其堂而未入其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生产力只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对于社会问题,必须且只能通过提高分配力来解决。如同一个人想要前进,他已经迈出了左腿,如果还想继续前进,就应该跟上右腿,而非收回左腿。上述诸贤却错误地认为既然不能只依靠左腿前进,那就不该前进。

 

毋庸置疑,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大量的优质产品,还有正确地分配和使用各种社会资源。一个没有较高分配力的社会,再发达的生产力也只会成为破坏自然和进行战争的得力武器。低分配力本身还会造成两极分化和剥削压迫,造成社会失去平等和公平,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总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生产力与分配力的同步发展。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体现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我们在20世纪对社会的整顿、对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控制真有进步吗,真的没有显明的倒退吗?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不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的进步了吗?”“千百年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改造人们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控制……的进步是缓慢的,它的成果还远不尽如人意。”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类社会的分配力呢?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当年人类的生产力是如何实现质的飞跃的:

“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的认识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弯路和错路。”(采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 袁正光)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正是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以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采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 袁正光)

 

由此可见,技术革命要以科学革命为先导,这既可以在上面的事实中找到佐证,亦可以在理论上给出证明。认识能力是改造能力的基础和依据,因此认识能力决定改造能力。自然科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生产力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因而自然科学决定生产力。同理,社会科学决定分配力,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就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分配力。

 

然而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所谓的社会科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一种经验科学而已。“结果的壮观……不亚于17世纪的物理学的成果之运用于18世纪的机械技术那样的人性的科学,大体上并没有实现。”“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找到一个能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好的理论框架……时至今日,关于人类行为本身的许多理论,仍然停留在对经验的描述上,并不具有数理科学那种普遍的有效性,因而不能满足人们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需要。”那么,又该如何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呢?同样道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当年自然科学又是怎样实现质的突破的: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对达姆斯特和赫旁萨编的《科学技术编年表》上所记载的1501~1950年间的重大科学成果作统计学研究,他把凡是重大科学成果数超过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总数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由此他发现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上发生了五次大转移:

1540-1601年:意大利;         1660-1730年:英国;      

1770-1810年:法国;           1830-1920年:德国;       

1920-     年:美国 ……

 

从史实归纳的角度上看,1540—1610年,当意大利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科学革命的先驱”、“近代科学之父”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为代表的理想科学(近代科学)诞生。1660—1730年,当英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英国人牛顿(1642—1727)为代表的经典理想物理学诞生。1770—1810年,当法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近代化学之父……化学里的牛顿”和“化学现代化的完成者”法国人拉瓦锡(1743—1794)为代表的理想化学(近代化学)诞生。1830—1920年,当德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遗传学的创立者”和“植物学上的拉瓦锡”德国人孟德尔(1822—1884)为代表的理想生物学(遗传学)诞生。1920年以后,当美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美国人爱因斯坦(1879—1955)为代表的现代理想物理学(现代物理学)诞生。因此,“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过程,实质是理想化模式在人类认识领域逐步深入的过程,是近代科学在理想化模式引领之下逐一诞生的过程,是理想化模式取代经验主义模式、收获三个胜利果实(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

 

从逻辑演绎的角度上看,“符号公式乃是数学语言组成的极端简化和分析的产物”,因此“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笛卡儿和牛顿“都看出在物理学中引入数学的必要性,因此两人都把他们的物理学建立在几何学的发现之上”。但是,“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不是笛卡儿而是伽利略和牛顿”,因为“在伽利略和牛顿那样的近代科学大师那里,实验观察与数学演绎是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笛卡儿却执著于“经由数学来寻求物理世界的答案”,过分的“强调数学方法的地位”。培根则矫枉过正,他对数学演绎不屑一顾,却对经验归纳法指导下的观察实验推崇备至。因而“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不是培根而是伽利略”,因为“伽利略……所谓的实验并不是培根意义上的观察经验,而是理想化的实验。……只有理想化的实验才可能与数学处理相配套”。因此,科学之本质在于理想化,精确化、数学化、实验化,仅是理想化之不同层次的外烁扩延。

 

将理论与实际两个角度综合地看,笔者认为,实现社会科学的理想化,是提高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生产总量和分配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总量,分配力决定分配关系;自然科学决定生产力,社会科学决定分配力;理想化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构成自然科学,理想化的历史学构成社会科学。(见图16-1)理想史学的社会价值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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