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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的脉络26---爱抬杠的苏格拉底与超越现实的柏拉图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我们上次讲到西方教士在西班牙向穆斯林取经,西方的教士们来到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取经的时候,最为钟意的既不是数学也不是技术,而是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中,最为著名的是三代师徒,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人对欧洲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还不大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些哲学。在我讲座的这几个群之中,有不少对哲学很有研究的朋友。我自己却是对哲学很陌生,只能介绍一些历史背景,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苏格拉底是教人辩论的老师,教育方法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没有固定的学校,只是身后是跟着一帮小年轻,要么与老师讨论,要么旁观老师在街头与别人辩论交谈。
 

他最为擅长的是“辩证”,在谈话之中你来我往,盘根究底地分析各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诸如正义、美德、灵魂等等。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是他的一句名言,而他的省察对象并不只限于人生,也包括社会、城邦与政治。在雅典城内苏格拉底不同凡响,被人称为“最有智慧的人”,许多有头有脸的雅典大人物都以能跟他讨论问题为荣。
 

不幸的是他们的想法摊在苏格拉底面前走过一番辩证,总是被挑出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旁观的学生们,看着城里一个个重要人物,在他们的老师不客气的询问之下不知如何应对,自然很有一番乐趣。
 

可是日久天长,苏格拉底却把城中本不该得罪的人都给得罪了,这也是后来他会在公民投票中被判死罪的一个原因。

 

(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苏格拉底是一位会辩证,却不会做人的书呆。)

 

苏格拉底被人指控的时候(公元前399年),雅典正在经历战败所带来的痛苦与动荡 。
 

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出动大军企图将爱琴海周边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范围,促使希腊各地的城邦组成联盟抵抗外来入侵者。雅典是联盟的首领,波斯大军被赶走之后,雅典顺势成为希腊的霸主,迎来一段政治与文化上的辉煌时期。

 

只是没有共同外敌威胁的时候,众多的希腊城邦本来就倾向于各行其是,散沙一盘。
再加上身为盟主的雅典行事霸道,恃强凌弱,城邦之间的勾心斗角到后来发展成雅典与斯巴达各带一众城邦,进行一场历时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希腊内战,最后以雅典的失败告终。

 

(我们以前讲过,雅典有成为霸主的机会,却未能利用。罗马虽然是野蛮,却能将意大利受编。)
 

偏偏在这种时候,苏格拉底还要将他的理性省察进行到底,以他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对城邦的忠诚,对指挥官的服从,对传统的尊重,对神灵的敬仰,教他的学生从哲学的角度以怀疑与批判的态度来评判这些大家习以为常、城邦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观。
 

苏格拉底也知道自己是乌鸦嘴,却认为他的辩证是苦口良药,长远来说对雅典有益无害。

但是雅典的乡亲们却觉得他的辩证将动摇城邦的根本,是对青少年的毒害与对神灵的不敬,经过公民大会投票给他定下死罪。
 

苏格拉底一案也为后世留下一桩争议,理性批判与文化传统之间,思想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利害应该如何平衡?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没有定论的问题。

 

即使是在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苏格拉底若是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或是冷战的胶着时期进行他的辩证,恐怕也是会惹出不小的麻烦。

 

(以美国的例子,讲具体一些来说,五十年代冷战最高潮的时期,你如果烧美国国旗,那肯定会遭人恨。但是到六十年代,反越战情绪最热烈的时候,烧国旗,却是会赢得喝彩。)

 

(在现在的美国,大家有基本的共识,烧国旗可以容忍。但是在法国,烧国旗却是犯罪。法国虽然在文化上比美国开放,但是它在二战时期的经历比较痛苦,所以对国旗有更强的一份保护情绪。)

 

(所以言论与思想自由,并不只是一个哲学或道义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容忍度,总有实际的考虑。)
 

当然,如果碰巧是天下安定歌舞升平的时期,大家的注意力放在股市的涨落或是明星的绯闻之上,苏格拉底式的辩证也就只是无人在意的文人口水,引不起什么波澜,对哲学来说是另一种无奈与悲哀。

 

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典的乡亲们还真是眼界不低,他们判苏格拉底死罪显示的是对哲学的一份特别的注重。
 

精于在对谈之中辩证的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基本上是记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之中。

 

而且柏拉图写作时喜欢使用对话的形式,一方是苏格拉底,另一方是他的学生或是雅典城中某位有点名气的人物。这也给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一个无解的难题,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到底有几分是苏格拉底的原话,几分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讲柏拉图自己的想法?
 

柏拉图的家族在雅典算是名门望族,但是他却生不逢时,出生的时候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已经开打,长大成人的时候,雅典战败,家中的亲戚卷入其后的政治纷争,而他所敬重的老师苏格拉底更是被判死罪,因而柏拉图的想法有几分年轻人的愤世嫉俗。

 

他的眼中看不上雅典的民主,因为它导致雅典败在斯巴达手下,它还导致苏格拉底被判死罪。民主制度下,什么事都由公民坐在一起开大会辩论与投票决定,结果却是大家都为着各自的利益,吵来吵去没个消停。
 

打仗的时候,上午开会好不容易吵出一个结果,派一队人马赴前线发动进攻。下午再开会,新一轮争辩却是反对进攻的人占多数,投票之后赶紧又派人招回上午出发的队伍。大家一起投票做决定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嗓门大的傻子当家。

 

(十九世纪西方政治民主化的时候,是反对民主的一方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来论证民主的坏处。)
 

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之中,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勾画出一个完全不同于雅典的理想城邦,要让从小受过严格教育,懂哲学的贤才组成一个称为“卫国者”的特殊阶层,在“哲人君王”的统领之下来治理国家。

 

由精英来治理国家的观念,在有科举传统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举贤育才一直是儒家政治主张之中的重要一项。
 

但是柏拉图眼中的人才并不只是知书达礼,而是同时要具有强壮的体魄与无畏的勇气。用现代的例子来打比方,柏拉图看中的是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至于一般的大学生,就算是拿着北大清华的文凭,也不够资格当“卫国者”。

为政的首要任务不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是建立一个军事强国,在城邦之间残酷竞争的环境之中傲立群雄。
 

柏拉图成长过程之中,经历的是雅典战败之后的屈辱与动荡,他的政治设计为的是给城邦找一个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理想制度。他心目中的模范,正是那个打败雅典的斯巴达 。

 

而且当时的希腊城邦只有乡镇范围的大小,管理起来倒是不受交通与通讯不便的限制,他的政治想象也因此不受拘束,很有几分极端。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读懂古希腊,最先要弄清楚的一点是搞清楚大小的差别。希腊城邦都只有我们的乡镇大小,上万人的规模。所以它有各种体制,民主、共和、专治,其实都是小地方的管治。对以后的国家,有个几十万人的地方,这些体制都不适用,历史意义也不大。)
 

首先理想国要控制思想,把诗人与剧作家驱逐出境,将诗歌与戏剧列为禁品,因为像《荷马史诗》这样的作品,把人教得激情满怀,是对青少年的毒害。

 

当年苏格拉底的辩证受诗人与剧作家指控,被当 成对青少年的毒害。到理想国之中,柏拉图以牙还牙,为老师报此一箭之仇。赶走诗人与剧作家之后,哲学家们可以创作新的神话来教育青少年,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
 

其次,理想国要控制私利,处于理想国上层的卫国者们不可以拥有私有财产,这样他们才不会像雅典那些公民们成天为私利争吵,才可以全心全意为城邦效力。

卫国者们不但财产公有,连家庭都公有,男女之间自由结合,孩子出生后直接交给城邦集体护养,父母不知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样才可以完全杜绝私利。

当然,没有私利的卫国者不但是城邦的统治者,还享有特别的权利,比如说当卫国者为国家效力期间,走在大街上他想要吻谁就可以吻谁,不论男女(古希腊流行同性恋),城邦之内任何人都不可拒绝他的亲近,为的是以性爱来奖赏他为国效力的英勇。
 

这样的理想国放在现代,应该只是大学男生宿舍之内,几瓶啤酒落肚之后,由忧国忧民的学子在喧哗吵闹之中构思出来的救国蓝图。

 

政治是实际的,当年亚历山大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只是通过英雄结义就可以组织起比希腊任何一个城邦都大出好几倍的队伍,降服希腊众多城邦之后,还能征服诺大的波斯帝国。
 

中世纪的欧洲对柏拉图所知不多,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从东罗马重新发现他的著作。封建的欧洲也用不着多少政治理论,只要属臣忠于主子与大家都忠于上帝这两条就够用。

 

要到十七世纪及其后的启蒙时代,欧洲的国家组织大到一定规模,国家机器初步成形,这才要开始新一轮政治理论的探讨。

 

启蒙时期,或许有某些国王喜欢以“哲人君王”自居,但是除此之外,不论君权神授还是社会契约,都与柏拉图关系不大。
 

以当时的组织与技术条件,没有哪个政府可以违反人伦之常,将社会控制到理想国那个程度。
 

在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儒家更是早就摸清古代官府控制能力有限的道理,强调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仁义道德,告诫为君者不要扰民过甚,大家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理想,别搞那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事情。

 

即使在希腊城邦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他自己参与政治都是以失望告终,后来还是回到雅典,在阿卡德弥亚办下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教人哲学。
 

只有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使得政治组织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密,政府在社会与民众生活之中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吃重,这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以全社会军事总动员的模式,试图控制社会方方面面的“极权”政府。

 

所以西方有人说,柏拉图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位法西斯。
 

既然哲学家要在理想国之中担当统治的重任,柏拉图给哲学下了一个特别的定义,内中也是有一股超越现实的倔劲。

 

苏格拉底是人,柏拉图也是人,一个人一个模样,“人”这个在大家平时说话不经意之间经常用到的泛指名称,在柏拉图眼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把“人”认定为一个理念,代表着一个完美与理想的人;
 

现实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理念“人”的一个不完美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个作为不完美的实际的人,只有有限的生命;而作为理念的“人”却不会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是永恒存在的。

 

我们的血肉身躯是父母给的;作为理念的“人”却只能是神灵创造的。对你身边某一个人的了解,不管多么深入,只能代表你个人的偏见;对理念的“人”的理解,却是哲学的真知。
 

当然,不单单是有理念的“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相应的理念,理念的“猫”,理念的“狗”,理念的“树”,理念的“花”,理念的“桌子”,理念的“三角形”。

 

能够触摸到的事物,都是这些理念事物在现实之中不完美的体现,组成我们生活周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而由完美的理念组成的完美世界,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堂。

这些理念的事物要比现实的事物更为真实,柏拉图眼中的哲学,正是试图超越现实感官的不完美,去理解理念之中的完美世界。

 

(我其实每次读到这些描述,都觉得头晕。会想像说,是不是有一个理念之中的学校,有一个理念的老师,教理念的学生,做理念的作业,上理念的食堂,等等。但是我的哲学理解有限。)
 

所谓理念的事物到底是真实存在于天堂之中,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后来要成为西方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柏拉图超越现实的哲学眼光,却是与基督教有几分合拍。早期教会最为著名的神学家,生活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理论稍加改动就可以将理念引入神学之中:
 

由理念组成的抽象天堂,其实就是上帝的心灵(或意识);上帝把理念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就给人们带来神的启示。

奥古斯丁的后半生,正好赶上蛮族入侵者冲垮西罗马,现实世界动荡不安,充满灾难与罪恶,难以看到尽头;超越现实的世界,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还是由耶稣主持的天堂,才能给人带来安慰。
 

因而早期教会,更多的是受柏拉图的影响。

 

而中世纪的欧洲却读不到柏拉图,因为阿拉伯人不喜欢他。中世纪大学崇拜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下周再做介绍。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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