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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之平准均输

 

先谈一下盐和铁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盐是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为什么人体必需有盐分的摄入呢?

 

 

 

因为食盐的组要成分是氯化钠,其中钠离子是神经细胞、肾细胞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以神经细胞为例,在神经细胞膜内外分布着钠、钾离子,通过钠、钾离子在神经细胞表面的进出,产生电脉冲信号、以此进行信号传递。

 

 

 

肾细胞表面也有钠钾离子分布,其中钠离子和血液中的葡萄糖相结合,防止血糖被过滤到尿液、引进血糖损失。

 

 

 

由此可见,钠钾离子在人体机能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人体对钠、钾离子都有需求,但人体对钠、钾离子的需求比为3:1;而在植物中钠钾之比为1:3

 

 

 

那么以植物性食品为主的农耕民族饮食中,必然会产生对钠离子的巨大需求缺口。而这个缺口必须通过食盐的摄入来解决。

 

 

 

如果一个人长期食盐摄入不足,轻则神经衰弱、有气无力,重则电解质不平衡、机能代谢紊乱,危及性命!因此食盐是人民日常饮食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无可替代!

 

 

 

而中国盐的主产地分布又是极不均衡的,中国自古以来的食盐主产地大致分为三块:

 

 

 

首先为东部沿海地区,当时的齐、吴两地就是海盐的主产地,后世的长芦、两淮盐场的产盐量也是相当大的;

 

 

 

其二为河东盐,今天山西运城边有个“河东湖”,其含盐量之高相当于饱和浓盐水、并有“中国死海”之称,此地早在周代就是北方内地最大的食盐生产基地;

 

 

 

第三为巴蜀盐泉和井盐,也是内地一重要食盐生产基地。由此可见,中国的盐资源大多局限于某些盐源丰富之处,因此食盐买卖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商贸活动。

 

 

 

另外食盐的开采成本极低、可谓一本万利,食盐消费群体的规模巨大、并且相对固定起伏小,食盐本身又易于长期存储、有利于囤积——所以历朝历代围绕食盐买卖而产生的利益纷争数不胜数。

 

 

 

再说铁,大家对铁相对熟悉。在战国中晚期,铁制农具被广泛使用,当今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大量在战国中后期出土的铁制农具;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品种繁多,最多一地出土过60余种样式的农具。

 

 

 

铁制农具相对于石器和青铜器,它的优势就在于其硬度更大、能够被用来开垦土质坚硬和粘度高的土地;

 

 

 

这使得原先在青铜时代难以开垦的土地也能被开垦利用了,秦汉时期江淮地区的农业大开发就主要依靠铁器普及的推动。

 

 

 

另外对个人而言,铁制农具再配上耕牛,使得个人耕作的能力大大提高。在先秦井田制时必须要百人为伍的联合开垦,在铁器和耕牛被大量运用后就失去了必要性,包产到户式的小农经营成为可能。

 

 

 

这也是井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的进步催生生产制度的革命。所以铁器是农耕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没有铁器就不可能做到“废井田,开仟佰”。

 

 

 

和盐源的分布一样,铁矿的分布也是局限于某几个特定区域。并且冶铁技术更是当时的高科技,

 

 

 

铁的冶炼难度更是大大超过了冶炼青铜的技术难度,所以掌握冶铁技术的人员肯定局限于当时社会中极小一部分人中。

 

 

 

而这个高大的技术壁垒造成了同样高大的行业进入门槛,并因而产生巨大的技术垄断利润——高科技因此而带来高利润。

 

 

 

另外,铁器在汉代也开始被广泛由于兵器的制造,比如西汉时被大量装备的环首刀就是当时一大常规铁器军备,所以政府为了保障正常的军备供应,也有对铁器的巨大需求。

 

 

 

因此,铁器的巨大军民两用市场也是块大肥肉,被人惦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再谈一下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

 

 

 

《汉书·食货志》中特别提到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了这次盐铁会议,对汉武帝以来的各方面方针大计做了大讨论。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在大将军霍光的授意下,通过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来,对其政敌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行打压。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针对盐铁专营、均输平准、货币政策、边关军备、边疆屯垦、人事制度等各方各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这次会议对后来汉朝政府的影响巨大,在此之后以“纯儒”为代表的治国理念成为主流,一些汉武帝时的政策被废除、比如酒榷的专营就被取消了。

 

 

 

但更多的政策,如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政策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无论霍光还是桑弘羊都是汉武帝政策忠实的拥护者;

 

 

 

所不同的是,桑弘羊拥护的是《轮台诏》之前的扩张政策,而霍光拥护的是之后的守成政策。

 

 

 

另外我们从《盐铁论》中可以看出,当时尽管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显学,但其他诸子百家的影响依然存在,对辩双方都多次引用《管子》《庄子》等内容来做自己辩论的理论依据。

 

 

 

后世不明细节者,往往把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之间的辩论看做儒家和法家的交锋、认为前者守旧后者进取。

 

 

 

这其实以偏概全了,因为细究全文的话,哪怕是以儒学正统自命的文学们,也会引用其他诸子学说来为自己观点进行标榜;

 

 

 

御史大夫桑弘羊那边引用最多的也是当时儒家经典的文章语录,反儒家更是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种儒家思想还未完全充斥主流思想的历史转型期大背景下,才诞生了如此详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录《盐铁论》。

 

 

 

这在后世“不言利”的儒家思想氛围下是不可想象的。而《盐铁论》也详实反映出古人在如何管理这个地大物博、人口繁多的大帝国上所做的种种探索。

 

 

 

尤其是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讨论,这么详尽的对辩记录为后世所罕有。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后世王朝的经济管理方式,

 

 

 

大多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所做的制度创新,比如盐铁酒榷的专营、国家统一发行货币、均输平准以及之后的长平仓,等等。

 

 

 

下面将挑一些重要政策来讲解。

 

 

 

均输平准:

 

 

 

均输平准是汉武帝的一项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具体政策如《盐铁论》中御史大夫桑弘羊所言: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

 

 

 

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

 

 

 

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具体来说就是:

 

 

 

均输政策之前税赋政策的弊端:

 

 

 

一、须役使大批农民进行运输,民户不堪其苦;

 

 

 

二、长途运输,贡品难免受损变质,而且运费常超过原价很多;

 

 

 

三、各地贡品在本地属珍品,但运抵京师后与其他地区同类贡品相比,可能属下品,这样既不能供皇室享用,又造成贡品的积压浪费,使朝廷得不偿失。

 

 

 

在此不妨举例假设:如果没有均输的话、假设现在国家需要棉花,然后责成各省市上缴棉花,那么新疆、河南、浙江等地都必须按指标实物上缴棉花。

 

 

 

但由于气候原因,新疆的棉花质量最好、河南的也不错、浙江的就差了不少,如果这三地的棉花同时上缴到中央的话,那么肯定新疆的棉花被优先采用、河南其次、浙江垫底。

 

 

 

久而久之的话,上供的浙江棉花必然堆积滞销、产生大量的浪费——这就是实物进贡的弊端,不能因物制宜的发挥各进贡产品的作用。

 

 

 

但有了均输政策后就不一样了,均输为:各郡置均输官,其贡品除品质特优者仍须运送京师外,一般贡品不再运送,

 

 

 

或由当地均输官运往邻近高价地区售卖,或将贡品按当地售价折成现金,再另购丰产而廉价的商品运往高价地区发售,“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

 

 

 

应该说“均输”是一场革命性的国家财政收入变化,把之前实物贡赋的形式改为了货币上缴的样式,这是后世“一条鞭法”的雏形。

 

 

 

货币上缴相对实物进贡是个双赢的方式:一方面大幅减轻了民力和实物的消耗,解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大幅提高了政府采购的能力,

 

 

 

政府可以不再为那些鸡肋般的劣质进贡烦恼,全力采购自身所需商品。由此可见,均输是个划时代的财政革命,是一项非常好的税赋制度。

 

 

 

再说平准,“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

 

 

 

平准的设立,就是为了平抑物价,尽量减少商人利用特殊时间段里商品供应量的波动来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这相当于现在的宏观调控。

 

 

 

由于均输的推广,势必引起对货币的需求大幅增长;而商品的货币化肯定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波动;

 

 

 

而且在市场经济下,这种波动很容易被大户庄家所操纵,用来渔利一般散户百姓。

 

 

 

平准的推出就是为了打击这种人为操纵市场来牟取暴利的行为,是用政府的强大财力和铸币权为后盾,对市场进行调控。

 

 

 

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

 

 

 

上林三官(当时属于少府,为皇室的财务机构)统一铸钱以后,曾一度发给京师各中央部门少量现金由其自由支配。

 

 

 

这些部门即利用此现金到市场上争购物资,致使币制统一后曾一度下跌的物价重新上涨,故设置平准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物价恢复常态。

 

 

 

自均输机构成立后,各郡国仍有不少物资运京出售。为防止私商操纵市场,牟取暴利,有必要设立平准机构。

 

 

 

从稳定物价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平准设想是周密而有效的。平准的推出也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他标志着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经济的深刻介入,市场经济不再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还要受社会规律的约束。

 

 

 

所以御史大夫桑弘羊对均输、平准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即“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正是有了均输和平准两大政策后,后人才能在此基础上创立“长平仓”制度。均输平准的历史意义在于,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调度,这比单一使用行政命令更有效。

 

 

 

可见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运用远早于西方,我们才是市场经济的鼻祖。

 

 

 

再谈一下货币政策: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市场经济更离不开货币,所以币制的合理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否健康平稳。

 

 

 

在《错币第四》中,对辩双方对就铸币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下面挑两段重要的来分析。

 

 

 

原文: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批:

 

大夫在此对汉文帝放任地方铸币,从而使中央政府丧失了对货币的主管权,如同《史记·平准书》所言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

 

 

 

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吴王刘濞靠铸钱来扩充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造成汉景帝时的大规模叛乱“七国之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

 

 

 

“七国之乱”对西汉中央政府是个重大打击,在此之后中央政府完全转变了对诸侯国的态度,从扶持依靠变为了打击分化;

 

 

 

在汉武帝时更是用“推恩”的办法分割大诸侯国,借口献贡祭祖的玉璧成色不足削了150多个诸侯王的爵位和土地。

 

 

 

我们在此看到的是西汉中央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转变,中央收回了铸币权、立法禁止地方铸币。

 

 

 

其目的就是御史大夫桑弘羊所言“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那为什么“铸币权”如此重要,吴国为什么能积聚这么大的反叛力量啊?因为当时的吴国拥有两大重要资源:铜矿和盐。

 

 

 

汉代货币制度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黄金往往仅限于诸侯国和中央或之间的大额交易,一般民间使用很少;

 

 

 

而铜钱由于价值适中、流通量大,成为当时的主要流通货币——因此,掌握丰富铜矿资源的吴国自然铸钱量特别大,以至整个东南中国用的都是吴钱。

 

 

 

当年吴国就是凭借自己的货币霸权来积累财富,这个霸权不但能调动自己国内的财富、更能贸易来周边国家、乃至中央政府下辖地区的商品物资,吴国就是这么做大、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在此,我们借用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明“铸币权”的重要性:“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当今美国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不惜血本的维护“美元霸权”:

 

 

 

利用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结算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来逼迫其他国家来持有美元,而要想获得美元就必须用各国的实际资源、产品和财富来换美元这张纸。

 

 

 

这就是“铸币权”的真正价值所在——货币霸权和货币溢价。

 

 

 

此外吴国地处淮河下游,为后世著名的两淮盐场所在地,此地盐产量之大冠于天下,汉武帝在此设盐渎县专事煮盐。

 

 

 

当时吴王刘濞就利用盐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来收买民心:先是免除了当地农民所有税收,再是花钱抵消中央要求的劳役,并且逢年过节亲自慰问茂材之士。

 

 

 

应该说吴王刘濞的收买人心是很成功的,以至今天扬州邗沟大王庙里都依然供奉着这位当年的野心家。

 

 

 

这正应了时下一民谚: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吴王刘濞就是凭借如此雄厚的财力,一面收买人心、一面畜养各地逃亡而来的亡命之徒,为其犯上作乱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最终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

 

 

 

所以最后大夫得出结论:必须铲除地方做大的经济基础,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叛乱发生的可能、保境安民——这也是当时西汉中央政府的态度。面对如此强硬的表态,文学又当如何为自己的后台辩护呢?

 

 

 

原文: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

 

 

 

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

 

 

 

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文学也不甘示弱,把矛头直指货币本身“短斤少两”的问题。汉武帝前后6次的货币改革,正如文学所言“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

 

 

 

但在中央统一铸币前,币制改革的结果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币数易而民益疑”:

 

 

 

民间利用当时货币防伪技术不足的弱点,大肆进行假币制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

 

 

 

所以用这种被注水的货币到市场上去购物,其结果是“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商业欺诈充斥市场;

 

 

 

最终导致普通平民都无法辨别市场上流通货币的真成色和真伪,货币本身信誉丧失,“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

 

 

 

正是因为民间造假如此猖獗,最终促使汉武帝下定决心,没收地方铸币权、由中央统一管理,“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

 

 

 

由于整个铸币过程被局限于水衡都尉所辖的上林苑内,所以铸币技术的保密性得以保障、不像郡国铸币时那么容易走漏,新诞生的“五铢钱”就难以被造假,五铢钱也因此被市场所接受、长期流通。

 

 

 

文学所反映的汉武帝政府早期铸币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确是事实,但文学却因此而把矛头直指政府垄断铸币的行为

 

 

 

“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要求政府放弃管制,重开民间铸币“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提议完全是错误的!

 

 

 

民间铸币最大的问题就是尺度不一、成色不足;而货币首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作为衡量市场所有商品的标尺——如果连标尺本身都无法统一,那还怎么去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

 

 

 

所以20世纪后半叶,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国家极尽所能的推动欧盟货币一体化、欧元的诞生;

 

 

 

哪怕时至今日,冒着希腊意大利等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也要维护欧元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欧盟统一市场的存在,消除企业因汇率波动而增加的商务成本。

 

 

 

所以文学要求开放一切禁止、恢复无政府状态“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那纯粹是一厢情愿。

 

 

 

中央政府是不会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唐僧肉的,想要分一杯羹,门都没有!但文学所言“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则是从侧面放映出政府多次更换货币,而产生的对百姓的剥削确实不小;

 

 

 

后来的王莽改币,就是更加赤裸裸的对民脂民膏的搜刮。而这个具体效应,应该如同民国政府在1945年后,法币换白银、强制金圆券换百姓金银等后果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货币变更后,民间财富被货币发行当局剥削了一大截。

 

 

 

所以文学在此对政府铸币的仇视也不难理解,但历史大趋势来看,统一货币发行权是历史大势所趋,是市场贸易成本最低化的必然结果。

 

 

 

此外,我们可以从御史大夫桑弘羊推出“平准均输”政策的时间和汉武帝历次货币改革时间之间的对比发现:

 

 

 

“平准均输”的推出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比汉武帝从郡国收回铸币权、统一铸造五铢钱的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晚了5年。

 

 

 

在我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个时间差,就是因为在没有稳定的货币体系下,搞“税赋货币化”和“低买高卖平抑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元鼎二年以前,货币的混乱使得百姓都不敢持有货币“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在这种普遍质疑货币的气氛下,以货币政策为基石的“平准均输”政策怎么可能推行呢?

 

 

 

所以御史大夫桑弘羊在统一货币的5年、货币信誉建立后,再推出这些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我在此分析一下《史记·平准书》中太史公所言“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

 

 

 

太史公看到了这些现象后,就轻易得出了文景之治何其富庶的结论,并不断为后世所引用、以证明文景之治的富庶,那真相就真的如此简单吗?

 

 

 

在谈及“均输”时,我们就可看到:

 

 

 

之所以创立均输的目的就是因为直到汉武帝中前期的西汉政府一直以实物进贡为主,所以造成不同品质的同种供货充斥府库,以致政府都无法消耗这些过剩供给、而不得不任其自生自灭。

 

 

 

因此,太史公看到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应该是实物进贡政策失当而造成财货浪费的结果,而非国家殷实的象征。

 

 

 

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也是因为民间铸币泛滥、各色劣币充斥市场,政府收了这么多劣币而难以再投入市场发挥购买力,最后只能放仓库压箱底而任其腐烂。

 

 

 

所以了解了西汉中前期整个货币发展的历史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太史公基于正确的现实而简单的得出了个错误的结论;

 

 

 

反之,如果历史真如太史公所描述的那么完美,那还需后来的“平准均输”“统一铸币”的政治经济改革干嘛呢?

 

 

 

 

 

来源  东方时事解读QQB文化群

整理  一剪闲愁

时间  2017.1.11

 

 

 

 

附注:文章均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与立场,不代表“东方时代环球时事解读”及其网站、公众号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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