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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之言
孙文主义之道统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吧.清朝最后四五十年,大概在1900年以前的三四十年,时人做了总结:

 

 

 

“总括之:《格致汇编》也,命之曰制造;《经世文续编》也,命之曰洋务;《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时务;《时务报》也,命之曰变法;《清议报》也,命之曰保皇;《新民丛报》也,命之曰立宪(此语似强)。”

 

 

 

大致而言,这是一种明道救世的模式.《格致汇编》是明道,制造是救世.《经世文续编》是明道,洋务是救世,如此等等。

 

 

 

到了1900年以后,清朝的最后十年,则以立宪和革命的论争为主题,如上面的那个总结,立宪仍然延续了固有的思路.而革命兴起的缘由,则如孙中山所说:

 

 

 

“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其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对朝廷本身的态度。立宪固然以保存清政府为前提,革命则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二者极端相反之主张,便是“保皇”与“仇满”。

 

 

 

所谓“保皇”,如康有为,“坚守保皇会义”,“一旦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

 

 

 

而所谓“仇满”,则如章太炎,“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 。

 

 

 

好了,在立宪和革命之间,康有为和章太炎可以视为两个极端。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较为温和的,则可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

 

 

 

梁启超固然倾向立宪,但也并不排斥革命。大致而言,梁启超虽以立宪为“第一义”,却亦以革命为“第二义”。

 

 

 

“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

 

 

 

而孙中山,固然主张革命,但也绝不像章太炎那么极端排满。孙中山以为,如若以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

 

 

 

“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以上就是立宪和革命,大致的主张和倾向。从历史来看,最后是革命派取得了胜利。而其胜利的原因,又如孙中山所说:

 

 

 

自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我国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之具,必不足恃以图存也” 。

 

 

 

既然清政府不足恃以图存,则梁启超所谓立宪之“第一义”乃不可行,而革命之“第二义”,“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 。

 

 

 

及至辛亥革命,“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而“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是取代清政府,成为对内“统一之机关”、对外“对待之主体”。

 

 

 

好了,这段历史大致若此,这是大致回顾了一下清末四五十年的历程。而重点在于举出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说明立宪和革命的不同主张。

 

 

 

“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而“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 。

 

 

 

辛亥革命就如孙中山所说,竟然取得了胜利。而回顾这场胜利,章太炎却早有预言:

 

 

 

其进程乃如章太炎所预言:“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

 

 

 

但是,革命的结果呢?特别提请大家注意。革命固然畅快,其结果如何呢?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 

 

 

 

我刚才说看看历史,这是第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

 

 

 

好了,回顾完这样的一段历史,其结果和问题也都出来了,就可以对立宪和革命的主张本身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前面说了,梁启超虽以立宪为“第一义”,却亦以革命为“第二义”,这种主张显然和乃师康有为是有区别的。

 

 

 

大致而言,康有为之主张立宪,欲仰赖“保皇”,自上而下实行“维新”“立宪”,这显然未脱“维新变法”之窠臼。

 

 

 

而梁启超则自世界格局视之 ,以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就提倡“民族主义”而言,梁启超可以开一时之风气。而革命派主张的核心,也恰恰在于“民族主义”。

 

 

 

这如梁启超的主张,“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而“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而梁启超的革命派学生蒋百里,同样持有此种观点:

 

 

 

“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

 

 

 

就在同样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立宪和革命是不是就没有分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分歧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最为根本,直接决定了整个民国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对立和分歧。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以创建民族国家为目标;那么,立宪与革命之论争,实际上就是创建民族国家不同途径之分歧。

 

 

 

梁启超依据“伯伦知理之学说”,以为“国民”与“民族”有其差别。

 

 

 

所谓“国民”,必“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

 

 

 

而所谓“民族”,“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

 

 

 

但同时,“国民”与“国族”又有其关系。“民族”“是固建国之阶梯也”,然“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若“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则“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这一大段有点绕。

 

 

 

而梁启超的革命派学生蒋百里,同样持有此种观点:“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

 

 

 

那么,问题就来了,就在同样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立宪和革命是不是就没有分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必以“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亦必“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于国家之发育者,不可妄事破坏” 。

 

 

 

特别提请大家第二处值得注意之处,在这种“国族主义”的主张下,必以“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亦必“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于国家之发育者,不可妄事破坏” 。

 

 

 

保存族粹!!!!!!!!

 

 

 

但在同时,如汪精卫所面临的难题:

 

 

 

“虽然,有至为难解之问题焉。民权非能骤然发生者,其发生也有由来,而其进也以渐。”

 

 

 

“国族主义”在“保存族粹”与“民权发生”之间,产生了问题。

 

 

 

特别提请注意,这个问题体现在整个民国思想与政治之中,即便是当下的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也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国族主义”在“保存族粹”与“民权发生”之间,产生了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整个民国思想与政治之中,即便是当下的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也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如前已述,“国族主义”是革命派排满革命的基本理论支撑,而“保存族粹”是为“国族主义”的应有之义,但同时,“国族主义”却也面临“民权发生”的难题。

 

 

 

那么,反之呢,如果从梁启超的“国民主义”来看呢?

 

 

 

如果从“国民主义”出发,则如梁启超所言,“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国民主义——新民,这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而何以新民?梁启超以为最为关键之处在于:

 

 

 

“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吾所不惧,吾所不辞。”

 

 

 

梁启超所揭橥之“道德革命”,或不容于当时,却终于“新文化运动”中蔚为风气。

 

 

 

“新文化运动”革新之主张,自可视与梁启超“新民”之主张一脉相承。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国民主义”。

 

 

 

反之呢,就“国族主义”而言,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百度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则如孙中山之主张:“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推想到几百年前,中国的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 

 

 

 

“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大家注意了,这就是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保种救国”论,也是民国新儒家的一个基本精神。

 

 

 

孙中山从“国族主义”出发,欲以“民族精神”来挽救“亡国灭种”之危亡,此种主张可称之为“保种”以“救国”。

 

 

 

自“保种”视之,则“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而“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民国鼎革,“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 为达此目的,“乃以苏俄为模范” ,“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 。

 

 

 

这段历史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但革命尚未成功,孙先生竟患不治之症。乃立下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并致苏联遗书,“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

 

 

 

前面说到,孙中山去世了,并留下遗嘱,国民党的理论家开始大展拳脚了。

 

 

 

在戴季陶看来,“总理逝世以后,党的中心完全是在总理的遗教,而遗嘱所指的四种文书尤其是党员所必须信守的” 。

 

 

 

何谓四种文书?

 

 

 

此之“四种文书”,亦即孙先生遗嘱中所谓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戴季陶据此“四种文书”对“中山先生革命理论”作“系统分析”,以为“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

 

 

 

其一,“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

 

 

 

其二,“先生认为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

 

 

 

关键点出现了,大家注意了。

 

 

 

戴季陶所谓的“两个要点”,就“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而言,“孙先生谓中国思想自尧舜禹汤至孔孟而绝灭,我是出来承继这个道统的” ,则“先生的确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 。

 

 

 

“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承继这个道统,是不是大家天天在谈的事情呢?好了,看看这个主张。

 

 

 

就“人类的仁爱性”而言,“仁爱为吾民族文化之结晶,亦即革命之基念也” ,“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 。

 

 

 

这第二点,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觉悟——阶级。

 

 

 

陈独秀言:“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

 

 

 

这段历史,其实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孙中山逝世以后,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最终,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二大中形成了决议。依此“孙文主义”之立场,可以达成正、反两方面之主张。

 

 

 

就反面而言,“乃共产党人,以幼稚之故,盲目模仿苏俄……视中国文化如敝屣,而专举其所模仿者为至高无上之准则” ;而“其所主张之阶级斗争,更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上之决定” 。

 

 

 

大家注意此点:乃共产党人……视中国文化如敝屣。

 

 

 

就正面而言,“总理在中国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继承中国固有的道统” ;而“总裁继承总理的全部精神志事……为继承总理的唯一的革命领袖。” 

 

 

 

“孙文主义”正面与反面之主张,俱可见之政治之影响。其正面之主张,保证了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其反面之主张,则与孙中山“唤起民众”及与苏联相“提携”的遗教渐行渐远。

 

 

 

这些主张本身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是不是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反思?而不是所谓的信仰当头,空喊口号,曹某微意在此。

 

 

 

整个民国新儒家,是与民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

 

 

 

而在“保存族粹”和“民权发生”之间的难题,不但保留在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中,同时也成为了所谓新儒家的基本论题。

 

 

 

谢谢大家!!!

 

 

 

 

 

【主讲】曹小旦

 

【整理】一剪闲愁

 

【Q群】东方时事解读文化A群

 

 

 

 

 

附注:东方时事解读QQ系列群内任何一位成员的发言、其内容均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与立场,不代表“东方时代环球时事解读”及其网站、公众号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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